疫情之后,數字教材能否駛入發展“快車道”?


 發稿時間:    2020-03-31

疫情之中,在線教育火了。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影響下,教育部聯合工信部印發《關于中小學延期開學期間“停課不停學”有關工作安排的通知》,各地教委也針對該文件推出制定在線教學指導意見,在此背景下,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以及地方出版集團則積極響應國家“停課不停學”號召,依托其教材教輔內容的優勢,紛紛推出免費的數字教材、在線課程、備課平臺等教育數字化服務,以滿足師生的在線教育資源需求。可以說,出版社的數字教材和在線課程平臺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受到全國師生關注,并在地方教委、學校、家長、學生等群體中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財經作家吳曉波也在一次演講中將在線教育視作疫情下的紅利行業之一。但對出版業而言,突然爆發的關注和流量,無疑也是對行業的一次大考,不論是數字資源還是平臺技術都要經受嚴苛的審視。不僅如此,在此次疫情中,與出版業同臺競技的除了在線教育企業以外,還有釘釘、騰訊等巨頭企業,在此背景下,值得行業思考的是,重壓之下出版機構們能否真正將疫情帶來的發展機遇轉化為轉型契機?

“紅利”?

作為國有文化企業,出版社落實教育部的指示部署,保障學校學生“停課不停學”,為抗疫盡一份自己的力量本是應有之義。因此,文件下發之后,不少教育社和大學社迅速組織上線了一批優質的數字教育資源,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就面向全國中小學師生,免費提供教材電子版等教學資源,同時也提供與教材同步的免費自學資源,不僅如此,為了保證教師們在疫情期間能夠接受高質量的教材培訓,人教社還完成了“普通高中統編教材國家示范培訓班”視頻素材的編輯、審核和上線工作;地方教育社方面,以浙江教育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為代表,也上線了教材、作業本的電子版,供學生學習使用,數字資源之外,這兩家教育社也提供了在線點播的課程,通過社交媒體、自有平臺以及互聯網應用進行傳播。在傳統出版社之外,也有數字教育技術公司參與其中,如天聞數媒緊急上線的“在線全場景智慧教學整體解決方案”,整合了湖南出版集團旗下優質教育資源和智能工具微服務,通過天聞AI課堂、在線直播平臺、校比鄰三大核心產品提供服務。出版社們的積極應對也收獲了良好的反饋。根據人教社大數據綜合看板顯示,截至目前,教材電子版服務了全國超1.4億名師生用戶,最高日訪問量3000萬人次,服務器總訪問量高達490億次,下載教材電子版總流量超2900Tb。一張網上流傳的截圖也顯示,人教數字旗下App“人教點讀”曾超越抖音短視頻,位列App Store 免費App排行榜第七;浙江教育出版社的公眾號則產生了1篇60萬+、2篇40萬+、1篇20萬+、3篇10萬+文章,累計圖文閱讀量近億次,“浙教學習”App新增用戶超過8萬。

對于出版社來說,如此強度的產品曝光也帶來了用戶拉新的絕好機會,不過令不少出版社頭疼的是,數字產品及服務網站用戶量激增帶來的技術壓力也暴露了其用戶體驗欠佳、平臺搭建不合理的弊端,不少出版社出現了在產品上線之前對流量預估不足導致平臺宕機的現象。人教社也遭遇了類似的狀況,但是迅速啟動了應急預案,通過擴容數據庫、服務器和緩存,投入巨額運維成本,滿足用戶訪問需求;同時,提供專人電話和在線客服,以便做好用戶咨詢服務。經此一役,天聞數媒總經理楊沐提出,在線教學有兩條腿,一條是數字資源,一條是平臺技術,對于用戶來說,有可供使用的“兩條腿靈活走路”的綜合解決方案,是重中之重,偏廢一條都不會盡如人意,因為數字資源和平臺技術的有效磨合并非一日之功,也不是短時間內拼湊出來就能使用的,只有真正做到了平臺便捷易用、資源適切好用,才能真真正正助力精準在線教學。“這也是此次疫情給出版業帶來的加速轉型數字教育的契機,火熱之余,出版企業也在進行冷思考。”他說。 

除了技術方面的尷尬,運營策略上的不當也讓一些出版社收獲了差評,據記者了解,有部分出版社僅開放了部分章節,而疫情并沒有在短期內結束,這也導致了師生實際使用中跟不上教學進度的不便利。如今,在用戶和上級部門的雙重壓力下,如何考量數字教材的開放程度也是這些出版社需要費心思量的。值得一提的是,疫情之下,社會效益是第一指標,因此幾乎所有的出版社提供的數字資源與在線課程均是免費的,未來能否長期維持無疑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對于此,浙江教育出版社數字出版中心主任程安寅表示開學前會一直免費,開學后會下線相關的教材教輔的電子版,數字課程調整回原先的價格。人教社方面的回應則是,隨著疫情防控工作的進展,人教社也會根據教育部門的整體部署作出相應調整。換言之,在疫情結束之后,免費不再之后,出版社能否留住這些用戶仍是一個未知數。

競爭

如果說產品曝光和用戶增量是教育出版的紅利,那么隨之而來的市場競爭則是出版社們潛在的憂慮。事實上,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在線教育一直都是創業與投資的紅海,也涌現了許多優質的互聯網在線教育企業,但是,與以往不同的是,巨頭企業釘釘、騰訊依托提供的在線會議系統擁有原先儲備的強大技術后臺,能支持大量用戶同時在線教學溝通,因而被更多的師生們選擇為當下的工具。與之相比,出版社的技術實力、運營能力乃至資金儲備都遠遠落后,這不由得讓從業者們焦慮,“疫情紅利”是不是也引來了“狼”。楊沐對此表示樂觀。他提出,社交媒體天然不是為教育服務,提供教育服務的思路有水土不服的情況,而出版業尤其是專注教育類出版并開發了數字資源和數字教育平臺的企業,則對教育、教學有著深刻的理解,知道有教無類、因地制宜的精準教學需要什么樣的資源和平臺,也在不斷開發和實踐。

與楊沐持有相同觀點的不在少數,但是出版社仍舊需要思考如何憑借自身優勢回應市場競爭。針對這個問題,程安寅提出,“教育出版社的優勢在于與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關系相對更為緊密,內容的專業度上也有一定的優勢,同時,教育出版社的教輔產品也是一個優質的用戶入口”。實際上,對于數字教材尤其是義務教育階段的數字教材,一直以來帶有較強的“行政屬性”,地方教育主管部門往往會首要考慮數字教材的意識形態安全、項目安全和技術安全,因此,相比于互聯網企業,擁有各省教材版權的教育社往往擁有競爭力,但是目前除了廣東、河南等少數省份,尚未啟動對數字教材的政府采購。不過可以想象的是,疫情結束之后,各級政府與學校都將掀起教育信息化建設的浪潮,這無疑是出版業的一大機會,也是一個巨大的增量市場。

根據教育部發布的2018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18年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1.5億人,而學生數確定,學科數確定,定價就決定了未來數字教材的產業規模,據了解,河南目前的數字教材定價稍高于紙質教材,按這個定價方式,加上必要的硬件需求,未來數字教材的產業規模將比傳統教材還要大。不僅如此,在實際發展中,義務教育階段的紙質教材并不會被替代,因此,對于教育社而言,這部分收入將會是增量。盡管前景看似一片光明,但是程安寅也表示,要形成數字產品的政府采購還是會有一個過程,目前除了廣東和河南等少數省份,其他省份對于純數字產品的政府采購還沒有啟動,在圖書上附加數字資源后實現圖書的提價是一種可行的模式,對于出版社來說還是需要逐步積累優質資源,為可能到來的政府采購做好準備。 

反思

那么,出版社的數字教材乃至數字教育業務在疫情過后真的能走上快車道嗎?答案或許并不是許多人希望的那樣。

疫情從客觀上為數字教材和在線課程提供了面向用戶亮相的機會,但是未來如何對待這部分業務,則取決于各家社自身的情況。

目前來看,對于行業而言,疫情突發帶來的數字教育用戶需求是一個系列大考,數字內容、技術支持乃至用戶體驗都各有一張試卷,出版機構們在版權內容的優勢領域自然能取得不錯的成績,但是在其他方面能并肩互聯網公司的則寥寥無幾。不僅如此,對于教育出版社和大學社而言,由于紙質教材必定占據著利潤的絕大部分,因此在出版社內部往往意見很難統一,不少出版社僅僅是將數字教材作為長遠考慮來進行探索。如今疫情當前,倒逼著數字教材向前推進,這無疑也考驗著出版社決策者們微妙的心態。一位不愿具名的教育社從業者告訴記者,“疫情結束,我們社的數字教材大概率會被下架,未來,也不見得會繼續發展這部分業務”。

這種狀態在不少出版社中并不鮮見,在采訪中,多位從業者指出數字教材當下在出版社中的尷尬與出版社的機制限制和頂層設計缺位有關。人教社數字教材相關負責人接受采訪時直言,目前數字教材缺少國家政策頂層設計統籌規劃,數字教材的定義、內涵和外延的相關標準及認識還未統一,數字教材準入、審核、標準等管理機制待建立,缺乏財政資金扶持來建立經費保障的長效機制并建立多部門協同的工作推進機制。

除了缺少政策引導以外,數字教材對于資金的需求遠比傳統業務要大得多,而其后的平臺運營更是需要與互聯網公司同臺競技。接受《出版人》雜志采訪時,程安寅就指出在線教育的各方面投入相較于傳統出版都更大,無論是專業技術、運營人員的薪資、內容制作的成本、宣傳推廣的費用等等,在出版社原有的體制機制和考核模式下,要實現資金的投入都比較難。

以人教社為例,早在2012年,人教社就已經投入2.25億元,成立了“專職、專業、專注”的人教數字出版公司,自主研發以人教數字教材為核心的基礎教育全學段、全學科、全版本的優質數字資源。浙江教育出版社也于2016年成立了浙江青云在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專門從事在線教育業務。經過多年實踐,人教社數字教材負責人提出,教育出版必須要從過去主要只為教育提供內容資源,向為教育提供內容+服務轉型,在發展思路上,不應緊抱傳統出版的經驗,而要引入互聯網思維;提升信息技術的重視程度,利用技術研發適合教育教學需求的產品和服務,關注新技術變化對數字教育產品研制和傳播的影響;生產組織上需要根據用戶需求和互聯網數字產品特點進行組織和流程再造;服務教育上需要從提供圖書內容產品,向提供服務的角色轉型;數字出版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需要加強;紙質圖書和數字產品各有各的優勢,融合發展的戰略需要貫徹。

不過,經過這次疫情危機,或許能讓教育主管部門、學校、乃至師生用戶能夠對出版社的數字教育業務有初步的了解,而出版社也可以更加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問題和定位。正如楊沐所說,面對突如其來的危與機,出版企業將會更加大數字教育板塊的戰略投入,調查研判在線教學、智慧教育所需的最適切的“綜合”解決方案,開發一站式服務學校、師生的“平臺+資源”產品。(轉自出版人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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